干娘的孙子结婚，我到村子里去喝喜酒。

干哥哥给了我一个重要差事，让我和他的主要亲戚去陪亲家。其实，他的这些亲戚我一个也不认识，坐到一起，颇有些尴尬。

和城里不一样，农村的酒桌没有主陪副主陪，主宾副主宾之说，尊贵的客人都往里座，专门陪客的坐在最外面，俗称“把席口的”。担当这一职责的，一般与座中亲戚都熟悉，并且手脚勤快又能说会道。今天这位，是村里院中兄弟，我靠着他坐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大家把两杯共同酒喝完（由于开车等原因，都喝的饮料，也没有强让喝酒）。中间，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远至国际近至县乡间的大事，时有冷场。到了互相敬酒时间，场面相对热闹起来。我也赶忙站起来向人敬酒致意，并介绍自己是哪里的，和主家什么关系。

“你说你是哪的？”最靠近亲家的一个老头问我，按位置，这应是桌上最为尊贵的陪客，要么辈份最高，要么年纪最长。

“张老虎的。”我答道。

他神情一动，接着问：“那你认识张某某吗？”

“那是我姑啊！”

他一下子站起来，端着酒杯，说：“咱俩得喝一个！”我也连忙站起来，抿了一口杯中饮料。

他放下手中酒杯，坐下说：“她是我六十年前的同学。”哦，我听姑姑跟我说过，她在这个村里有一位同学，一起上的初中。但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。

我顺口应道：“嗯，是在四中吧？我姑跟我说过。”

“对对对。”他又问：“那你认识张某某吧？”

“那是我父亲。”

他一听，站起来几乎要离了座位冲我走过来，但屋子有些窄，挪不动地方。他端起酒杯，激动地说：“那咱还得喝一杯！”我照例又抿了一口。他说：“五十二年前我在你家住过！你爸爸和你母亲对俺们可好了！”

我知道他说的是当年挖河的时候，一些民工住在我们家里，父母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，母亲曾给我说过，就笑着对他说：“咱们坐下说！”

在座的人见我俩聊得热闹，都停下话头，听我们说话。

他接着问了问我母亲的年龄、身体状况，说：“你母亲太好了，当年我还专门给她写了一篇稿子，叫《从没见过这样的好房东》，在县广播站里播过。”接着，他开始讲五十二年前的往事。这时，我想起了他名字，姓崔，后来当过民办教师，就叫崔老师吧。

这些事，我曾听过多遍，但这是从其中一个亲历者的视角来讲述，而且还有新内容，特别是母亲竟然为此上过广播，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，兴趣一下子提了上来，座中的客人也满有兴致的静静听讲。但为了保证故事的完整性，还是从我本人的角度讲述吧。

1971—1972年冬春之交，全县一年一度的治河工作开始了。这次是开挖一条新的引黄干渠，其中一段工程就在我们村西边。因此，从各乡镇调集的民工就住在我们村，营部也设在了村大队部。大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，德州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，平原县属于黄淮盐碱地改造区域，水利工程除了引黄河水灌溉，还将黄河水中的泥沙沉淀下来改造盐碱地。因此，水利建设意义重大，真称得上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。每年冬春之际，正是农闲时节，县里在各村调集青壮劳力，组成庞大队伍实施工程建设。河工的建制仿照部队，以村为单位编成一个排，由村主任带队，管区片编成连，一个乡镇为一个营，营部由一名乡镇长、武装部长和公安特派员组成，县里则是团部，副团长则由水利、公安等部门负责人担任。当时没有机械，施工基本上依靠人工，铁锨挖，小车推，加上天寒地冻，条件非常艰苦。民工们带着被褥、碗盆等生活物品，以及铁锨、独轮推车、偏篓、道板、绳索竹竿等工具，乘坐拖拉机、牲口车来到驻地，营部会同村里把他们分到各家各户住宿。

分到我家的有七个人，来自同一村子，其中就有这位崔老师。当时还没有我，二叔家的大哥过继在父母这边，父亲担任着生产队的会计。家里有北屋正房三间，中间是明厅，东间父母带着大哥居住，西间放置杂物；两边各是一间跨屋，东边一间用来做饭，西边一间放置柴禾杂草。正房三间彼此连通，共走一门，所以西间虽空闲，但住上七个男人，肯定不便。父亲把西边小房收拾了出来，为了隔凉，又把地上铺了厚厚的玉米秸和麦秸。七个人把被褥铺在上面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草铺”。伙房设在四叔家里，负责崔老师村里所有民工的饭菜供应。当时，早晚饭是打回到宿舍，午饭则是由专人送到工地。

七个人来到家里，打破了父母原有的清静生活，但父母却没有心生任何嫌弃和不满，反而做了许多温暖人心的事情，这些事情超越了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，同时，也建立了深厚感情，跨越了世纪，传承了几代。对这些事情，母亲虽同我讲过多次，但都是回忆性的，简简单单、平平淡淡。她说，那时，他们从早到晚干了一天活，虽说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也累得不轻，鞋啊袜子都在水里湿透了，天又冷，凉屋子凉被窝。你爸爸心软，每天只要天好，就给他们晒被子，还把湿了的鞋放在炉子边烤干。在天很冷的时候，他还让我给他们下“琪子”（把面擀成薄饼再切成小碎片，炝锅加水煮熟）。有时隔上几天，我还给他们炸油条。“那时还会有那么多油和面？”我曾惊讶不已，问母亲。“咱村里地多，还种棉花，上缴的粮食棉花多，返还的面和油就多。”母亲回答。“那你和俺爸爸也够舍得的。”我有时会加上一句。母亲则是一笑。

那时家里是否真有那么多吃不了的白面和油，我不确定，但我知道在我记事时，村里一些孩子多的家庭还吃玉米面饼子。在那个物质尚有匮乏的年代，对来自外乡的七个人，素不相识，仅仅因为在家借住，就毫无保留地拿出最贵重的食物，这可能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纯朴，抑或是家风的传承，但更是父母心底深处的善良。村子条件各异，每个人更加不同。我有时会想，当这七个人在喝着热腾腾的琪子，吃着香喷喷的油条，享受着那个年代不多见的食物时，当他们闻着被子上阳光的气息，穿着暖暖地鞋子时，会发出怎样的感想？有没有人在嘲笑“这家人太傻了”。对于我的恶意猜度，也许父亲的在天之灵会责怪我。因为毕竟，在他生前，曾看到了一份感情。

来参加婚礼，是因为干亲。这个干亲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结下的，那时父亲还在世。当时这七个人里，除了崔老师，还有一位姓范，母亲一直称他“小范”。事情过了三四年，大约1975年夏天，父亲听到院里有人喊，赶忙出去，那人却反向门外走。父亲认出来了，问：“是小范吗！”果然是“小范”。父亲的记忆力在村里是有名的，据说当年社员们在地里割了草过枰后给他报数，他也不用笔记在本上，只说各人记住各人的，回去后一起折算工分。过后，大家对照统一公布的工分，和自己以前记的分毫不差。“小范”是来借钱的，只是听到屋里有孩子哭，怀疑走错了门，准备出去。这个孩子就是才几个月的我。又过了一两年，“小范”来还钱，在家里吃了饭。吃饭间，父亲母亲提议让我认“小范”的妻子当干娘，称他为伯伯(音baibai，叔叔的意思）。之后，两家一直走动，像亲戚一样。后来，父亲去世了，我和母亲来到县城，双方断了联系。又过了30多年，“小范”叔叔通过老家的大哥联系了上我，并在我家里和母亲见了面，聊得最多的还是当年的事情。

“嫂子，你炸的果子（油条）真好吃，到现在我也再没吃过那么香的，还有那琪子，一端上来，他们几个抢着光捞稠的，你嘱咐我让我也捞。”“小范”叔叔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母亲只是笑着：“是吗？我都忘了。”其实，在母亲眼里，那时他们七人都是一样的人，是用一颗善心平等对待的。但却不知，不经意的关照会给人留下一辈子的烙印。“你和俺哥对俺们这么好，那时总觉得过意不去。我就一早起来扫院子，去村外边的井里挑甜水。”“小范”叔叔又说。“嗯，就你实在，我和你大哥都记着呢。要不认干亲呢！”母亲笑了。

现在，我之所以看重并珍视这个关系，因为这是父母的善良结下的，更是父亲留下的一份感情遗产。

酒席散了，崔老师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，又讲述了这段故事，他说：“你母亲太好了，天天给我们晒被子，晒衣裳。家里的晾衣绳晾不开了，就抱到院子外边的柴禾垛上展开晾。天黑了，给收回来放好。那时，我是营部的宣传员，给县团部写了篇表扬她的稿子，题目就是《从没见过这样的好房东》，因为大多数稿子内容都是反映民工怎么挖河的，反映房东的还真是独一无二，县里就给采用了，在全县播出，你母亲的事迹响遍平原大地。”我有些激动，母亲从来没讲过这一节。我忙问：“这篇稿子还存着吗？”崔老师说：“存着呢。等你母亲过九十大寿时我带着给拜寿去！”

回到家，我问母亲，“你上过广播，知道吗？”又说了崔老师的事，母亲说：“崔某某，是不是个子不算高，圆圆脸，会吹琐呐。县里广播我不记得，只记得他们快走的时候，他在村里大街上一边念稿子，说我怎么好，一边吹琐呐，大家都在鼓掌叫好。”

本文作者张学增，西北政法九四级法律系1班校友，现任职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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